根据《澳门基本法》第65条的规定，特别行政区政府对立法会负责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政府负有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责任。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的立法权是从属于行政权、并且为行政权服务的，行政权构成了香港政制下的权力中心，而港督则是行政权的中心。[10] 如果行政长官有严重违法或渎职行为，立法会有权对行政长官提起弹劾案，当然，要使弹劾案成立，必须符合四个法定要件：一是有三分之一议员联合提出弹劾动议。

[16]叶海波：《澳门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的实践特点、发展与完善》，载《科学施政与制度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1年出版，第34页。[14] 第二，如何解决立法监督不足的问题。如何有效规范行政主导体制下行政权的运作，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是维护特别行政区政制稳定、提高行政效率所不可忽视的问题。第四，从澳督与司法机构的关系看，依据《澳门组织章程》及相关规定，澳督代表葡萄牙总统对澳门进行管治，所获授权虽然广泛，但并不包括司法权。依法执政是政府履行职责的基本要求，依法施政的根本目的，就是控制、规范行政权的运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正如有论者指出：行政主导作为殖民地管治时代的一套强行植入的政治体制，它体现的是所谓宗主国的国家意志和政府利益。[19]杨允中：《一国两制——中国宪政发展的重大创新》，载《一国两制研究》第1期，2009年出版，第173页。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具有的群众性质，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于官僚政治的对抗态度和取代意向。

[12]动、斗的哲学是毛泽东的革命论的基本特点，辩证唯物主义则被毛泽东看作是观察和解决革命问题的世界观。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及其宪法命运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出 1964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专门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领导思想文化工作。

关于九大路线部分，报告其实是在继续坚持和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关于批陈、批林、批刘的阐释。因而，在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背景下，从社会的结构变迁来看，以革命破坏传统的血缘、地缘、家庭关系等结构，就是在以政治标准改变原有社会的结构关系，并把个体集体性地转移进政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革命除了具有突出怨恨的功能之外，还可以制造怨恨。现代性   从历史上看，革命成功之后，往往会通过宪法来确认和巩固革命成果，因而革命是宪法的发生机制之一。为了实现专政，文化大革命时建立了无数的群众组织。

3月17日至24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布置四届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及对宪法修改提出初步意见。[20] 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被当作具有示范效应的标杆来推广，进一步推动了破坏党组织的造反夺权行动。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从政治动员的形式来看，群众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政治形式，也是冲击和破坏国家与社会结构的有效途径。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彭真进行批判，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该小组成员，并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展开批判。

政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最高表现。政党精英固然是政党国家精英的骨架，但作为以农民成员为多数的政党，并没有足够的成员提供国家科层制。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思想改造实质上是解决政党伦理同一般的大众伦理之间冲突的一种方式。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些毛主席的经典革命语录，不断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在此理论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就有从逻辑上把人民内部矛盾转换为敌我矛盾的可能。

这里的革命干部显然是指政党干部。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先后进入党章和宪法，体现着有组织的现代性。然而，政党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同构性关系，使得政党本身亦受到现代国家官僚体制的影响，从而国家官僚化促使政党开始官僚化。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39]广泛社会动员的实现依赖于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强大的组织能力。

[52]然而，在这些运动背后，还隐含着基于国族生存比较竞争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背景。[42] 先夺取政权，然后用政权的力量建立全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逻辑，决定了革命后重新组织社会的首要力量，不是经济的力量，而是政治的力量，即通过政权对社会结构和组织进行变革和改组来重新组织社会。在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从而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共产党的政党理念之神圣性，乃因为它有全人类性的道义担当。

根据该计划，准备成立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预计用两周时间完成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分两次动员全国革命群众讨论修改宪法，并计划在9月15日至24日召开四届人大，讨论和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27]革命要求革命者帮助人民发现他们所受到的阶级压迫和伤害，从而意识到自己是阶级受害者。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虽然有所变化，但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化诉求并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57]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10AFX001) [1]恩格斯.致奥古斯特?贝贝尔[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38. [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4. [3]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利用暴力而非和平手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对于中国来说，要建设现代化国家，既存在着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集团的现代性的竞争，也存在着同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帝国现代性的竞争。

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刘林元.关于毛泽东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正[J].学海，2006(4). [23]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434. [2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87. [25]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M].陆益龙，徐新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17—118. [26]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M]//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5. [2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 [2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1. [2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6. [30]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90. [31]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院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M].陆益龙，徐新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20. [32][法]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2. [3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83. [34][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0. [3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98. [36]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5.(两报在1968年4月10日以《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为题的社论文章引用了这一内容。

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调阶级斗争，但在人民内部，它实质上暗含着抹平各种不同阶级的人民之间差异的倾向。按照我国议行合一的政治设计结构，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而，从理论上来说，党和国家关系的关键也就表现在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上。